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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深圳集運倉地址】湖南省博物館之湖南人(上)

2019-08-17  hsgzlgg

       湖南省博物館新館建築由國際著名建築設計師磯崎新先生領銜設計,總建築面積9萬多平方米,建築高度38.5米,地下2層、地上5層,是老館建築面積的3倍多。

       外觀造型呈三殿式,總體佈局對稱、簡練、統一、穩重。


       新湘博以“鼎盛洞庭”為創意源泉,從鼎的意象、氣勢和文化精神內涵入手,轉化出湖南省博物館的新館建築外形。


內部設計大氣、通透,感覺特別空曠。









       新館建立了“長沙馬王堆漢墓陳列、湖南人——三湘歷史文化陳列”兩個基本陳列、專題陳列、臨時特別展覽的展陳體系。

湖南人——三湘歷史文化陳列

       湖南的歷史文化,是“湖南人”自身創造湖南區域歷史、積累湖南區域文明的過程。因此,策劃反映湖南地區歷史文化的基本陳列,只有圍繞“湖南人”為展示核心,歷史和文明才有靈魂與內涵,才能成為本地區鄉情宣傳、教育的平台,才能成為外地遊客系統瞭解湖南地區歷史文化的窗口,才能起到傳承歷史、啓迪當下的作用。


       本陳列從“湖南人”第一人稱的自身來展示湖南的歷史與文化,分別向觀眾解讀湖南人生活的自然環境與發展輪廓是什麼樣的?即第一部分“家園”;接着展示這裏生活着一羣什麼樣的人,現在的湖南人是如何形成的?即第二部分“我從哪裏來”;然後詮釋湖南人是如何獲取生活資源的?即第三部分“洞庭魚米鄉”;他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狀況以及相關生活習俗,即第四部分“生活的足跡”;最後提煉總結出湖南人的精神氣質是什麼?即第五部分“湘魂”。五部分層層遞進,彼此融為一體,十分自然地做到展覽要“見人見物見精神”的目的。

入口


前言展室

       入口左側是前言説明展板,右側是中國五千年氣温變化曲線。裏面是前言展室。


前言

中國五千年氣温變化曲線

      基本展示了中國氣候的變化情況,整體趨勢上是由暖變冷,由濕變乾的過程,目前處於一個小温暖期


        展室中間是一個湖南省沙盤,四周弧形的展板是從46億年前地球開始形成到現代的演變圖示。






弧形展板還放映反映湖南的其它影視資料。

第一部分  家園

展廳局部




湖南古人類遺存分佈示意圖。


地質年代與生物演化示意圖

       湖南的“地質文化層演變”,自下而上:生土層、戰國文化層、秦漢文化層、魏晉文化層、隋唐文化層、宋朝文化層。



湖南歷史沿革




展櫃

從左至右依次為:大熊貓牙齒化石、鹿角、鹿趾骨化石、中國犀化石、恐龍化石、蕨類化石、三葉草化石等。 



       三葉草化石,距今5.6億年前寒武紀的海洋生物,2.4億年前二疊紀滅絕。三葉蟲化石是劃分地址時代的主要標準,反映了湖南地質滄海桑田的變化。

蕨類化石

       為最早陸生植物,繁盛於石炭紀,該類化石表明在石炭紀湖南地區已有陸地露出。

恐龍化石

       湖南發現二十餘處白堊紀恐龍化石,包括芙蓉龍、甲龍、鴨嘴龍、霸王龍等,是湖南地區生態演變的直接見證。




中國犀化石

       它是南方“劍齒象-大熊貓-中國犀動物羣”的重要成員,在上世紀晚期滅絕。中國犀化石在南方地區出土較多。

鹿角、鹿趾骨化石

       梅花鹿是亞洲東部特有的動物種類,曾廣佈於中國各地。鹿類化石常常與人類化石相伴生,可能是遠古人類狩獵的對象。


大熊貓牙齒化石

       小型大熊貓出現於更新紀早期,中晚期幾乎遍佈中國東、南部。當時的大熊貓與劍齒象、古人類共同繁衍,是湖南自然生態演變的見證。


第二部分:我從哪裏來



1、先祖





虎爪山遺址出土石器


石核(距今50萬年前舊石器時代,1988年湖南津市龍爪山遺址出土)

砍砸器

石片

尖狀器


    “石門人”下頜骨化石、牙齒化石(距今約1.6萬年-2萬年前舊石器時代,1982年湖南常德市石門縣燕兒洞遺址出土)。1982年在石門縣燕爾洞發掘出人類股骨,這是湖南境內首次發現的古人類化石,考古學稱之為“石門人”。


       2010年——2013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道縣文物局在福巖洞一直持續工作了4年,在此發現了47顆人類的牙齒化石以及大量哺乳動物化石39種,其中滅絕種物有巴氏大熊貓、鬣狗、劍齒象、南方豬等。

       2015年10月15日,由中國科學院多位研究員在英國《自然》雜誌發表的論文在考古界引起了轟動。該論文宣佈在道縣樂福堂鄉福巖洞古人類遺址發現47枚具有完全現代人特徵的人類牙齒化石,表明8萬至12萬年前,現代人在該地區已經出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現代形態的人類。此項研究以可靠的地層年代數據和詳實的化石形態特徵提供了迄今最早的現代類型人類在華南地區出現的化石證據,填補了以往缺乏的現代類型人類在東亞地區最早出現時間和地理分佈的空白,對於探討現代人在東亞地區出現及擴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標誌着我國學者在現代人起源研究領域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道縣古人類牙齒與其他古人類牙齒比較:人類牙齒形態在演化過程中存在規律性的變化,不同族羣的牙齒呈現出不同的特徵。時代越早,牙齒尺寸越大。早期人類牙齒比較粗壯,表面有複雜的形態特徵。現代人牙齒形態越來越簡單。


玉人首  新石器時代(石家河文化時期,距今約4600——4000年)

1986年石門縣丁家山出土  石門縣博物館藏

       青白玉雕刻,頭戴冠,後插梳形飾,雙耳戴環;外眼角上挑,內眼角下鈎;眼眶、眼珠凸出,脣厚,頸長。被認為是“三苗”形象。

       《戰國策.魏策》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北,而衡山在其南。”表明今湖南地區是古三苗活動區域。

       商周時期,湖南地區尚未歸入中原王朝管轄,文獻對境內多族居民有“三苗”、“南蠻”、“荊蠻”等不同概稱。考古發現有古越人、濮人和巴人等族羣的實物資料。三苗,中國上古傳説中黃帝至堯舜禹時代的古族名。又叫"苗民"、"有苗"。三苗考古發現 主要分佈在洞庭湖(今湖南北部)和彭蠡湖(今江西鄱陽湖)之間,即長江中游以南一帶。


       陶面具(新石器時代屈家嶺文化時期,約前3300-前2600年,1986年湖南澧縣宋家台遺址出土)

       灰陶質。雙眼斜立,鼻子凸起,張口露齒,被認為是“三苗”神像。


2、早期族羣



戰國“戊(越)王”銅矛

       越人,商周時期廣泛分佈於江南地區的古老族羣,泛稱“百越”。湖南境內主要屬於“楊越”支系,湘東北、中部、南部是其重要活動區域,大致與“三苗”所居的“左彭蠡,右洞庭”重合。


戰國靴形銅鉞(20世紀60年代衡山霞流出土(古越人代表器物)

戰國 人形柄銅匕首(1974年長沙樹木嶺出土)

通長、援寬3.5釐米;人高8.6釐米

1974年湖南省長沙市樹木嶺一號墓出土

       柄為立體人形,人圓眼高鼻樑,挽圓餅髮髻,長辮垂及肩,兩耳佩有粗大的耳墜,上身着短袖衣,袒胸露乳,腰繫短裙,裙上有尖角形、條形花紋,赤足。似為江南古越族所制兵器。

戰國銅鉞

       鉞由新石器時代作為複合生產工具的穿孔石斧演變而來。斧用於戰鬥後,人們便將它的刃部放大,名之為鉞,“鉞者,大刃之斧也”。鉞還有另一特殊用途,即作為王權的象徵物。早期甲骨文字中,“王”字的象形頗像鉞之形,王字下面一橫寫作月牙形,像鉞之刃口。


戰國   靴形銅鉞

外撇足鼎(古越人代表器物)

春秋   牛角耳銅蓋鼎   1982年湘鄉何家灣出土

通高22.8釐米,口徑19.8釐米

  此鼎的形制,與同時期的鼎比較,具有以下的特點,一般的鼎,耳為稍有弧度的長方形或半環形,此鼎的耳部上面伸出牛角狀紋飾,同類鼎耳目前僅見於湘鄉和寧鄉。多數鼎以子口承蓋,蓋面隆起,此鼎平蓋,耳部處有凹字形卡扣。還有足的外撇幅度比其他地區的鼎足要大。鼎上裝飾以“S”形雲紋為主。

       同類型的鼎多見於南方地區,屬於古代越人的產品。


春秋   銅鼎

春秋   銅鼎

春秋   銅鼎

濮人銅劍

       濮人,濮,或作“卜”,發源於涪(fu)水流域,支系繁多,被稱為“百濮”。湘西北的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區商周時期濮人主要活動區域。這些地區的濮文化與“三苗”和“荊蠻”文化交織並存。

       史籍記載,沅水中游一帶盛產丹砂 ,辰州濮人以開採丹砂為業。寬格、扁莖,是戰國時期濮人銅劍的重要特徵。


巴人,起源於巴蜀地區,商周時期部分進入湖南,從巴文化器物出土地域看,湘西武陵山地區為其主要活動範圍。巴人與湘西等其他族羣相互融合,演變為湘西土家族的主體。巴人崇尚白虎,以“勇鋭”著稱。虎鈕錞於、柳葉形劍、多耳銅矛為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戰國   銘文銅矛

1958年常德出土


柳葉形扁莖劍

       劍體短呈柳葉形,無脊,中央稍隆起;無格,臘與莖呈自然過渡;扁莖,莖上有孔穿,應為接柄之用。

虎鈕錞於

通高35釐米,肩寬29釐米 

       青綠色,整體器形如碓頭,橫剖面呈橢圓形,胎質較厚。虎形紐,盤作橢圓形,鼓肩收腰,腰上部兩面各飾有虎紋,下部飾變形花紋一週。此器鑄造精良,花紋獨特,是春秋至漢代流行的錞於樂器中的珍品,盤上精緻的虎紐及腰上的虎紋,對研究先秦湖南的土著文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錞於正面雕刻一白虎躍然於上,白虎四爪向前,威猛霸氣,表現了巴人對白虎的崇拜。


多耳銅矛(戰國,1984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縣出土)


3、商人南下

       商代早期已有中原人越過長江,到達石門皂市。晚期,殷人的一些支系和氏族因戰亂離開湖北盤龍城,進入湘水、資水中下游。殷人帶來了先進的青銅鑄造技術,開啓了湖南的青銅文明。


商“戈”提樑銅卣酒器

       卣作橢圓形,子母口,有蓋,卣內盛酒,蓋上器蓋,酒香不會外溢。器身裝有提樑,便於提拿。器蓋、器身上裝飾有鳳鳥紋,鳳鳥是一種吉祥的鳥,也是中華民族最喜歡的的神話動物,商代晚期在銅器上開始出現,西周時期相當盛行。出土時,器內有三百多件玉器。如此貴重的銅器和玉器於一起,顯然是作為財富窖藏的。

       器蓋和器內底有一“戈”字,是族徽。戈族在夏商時期是中原地區的旺族,許多銅器上都可以見到同樣的銘文。“戈”族器物在湖南地區出現,應當是部分“戈”人至少在商代晚期已經來到了這裏。


“庚戈父”銅鼎(商,1959年湖南寧鄉市黃材鎮出土)。

商“癸冉”提樑卣(1963年寧鄉碳河裏出土)

     “冉”族是商代的中原大族,與王室有婚姻關係,其族徽多見於商周青銅器。從出土看,“冉”族活動廣泛。商亡後,其中一支進入湖南。

西周“旅父甲”銅尊(1981年湘潭青山橋出土)

高28釐米,口徑22.2釐米 

       尊為酒器。此尊的形制、紋飾等方面都是中原地區常見的特點,器內有“旅父甲”三字,應是“旅”氏家族的,也是西周早期的器物。此器在湘潭地區出土,又僅此一件,與其同出的器物中有“戈”等族的器物,還有考古學界一般認為屬於古代越人的器物,這件器物的來源就值得思考。根據同出器物中最晚的器物確定其窖藏的時間在西周晚期,此尊來到湘江流域的時間就只能是西周早期到西周晚期,而來的方式則可以有多種考慮,可以是中原地區的人帶來的,可以是交換來的,也可以是本地人掠奪來的,無論何種方式,都可以認為,湘江流域在西周時期與中原地區是有交往的。


鳳鳥紋觶

通高19.9、口徑9釐米 

年代:商晚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1 世紀) 

1981 年湘潭縣青山橋窖藏出土 

       酒器。敞口,束頸,鼓腹,圈足。器體瘦高,口足均呈喇叭狀,頸部一紋飾帶飾鳳鳥紋,鳳鳥形狀長喙長尾,長尾分歧,羽下垂,圈足內壁有銘文“戈”另一件圈足內部有銘文“ ”,紋飾形制相同。


商周“父乙”銅器

高16.8,口徑22.9釐米 

1956 年石門出土 

       食器。口沿外侈,腹下收,矮圈足,腹兩側有耳,耳有垂,口沿下和圈足有渦紋與夔龍相間排列的紋飾帶,口沿下飾有對稱獸首,腹內有“父乙乍  ”四字銘文。 

   “父乙”,多見於殷墟甲骨文卜辭和中原商代青銅器,是做器者對生父的稱呼。湖南“父乙”銘青銅器,其造型和紋飾均為中原風格。

獸面紋爵

商晚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1 世紀) 

通高19.8,角流徑17.2 

1981 年湘潭青山橋窖藏出土

    柱高挺,頂略呈半開的傘狀,鋬耳飾牛首,鋬內外壁上飾父乙,柱外側飾字。柱頂飾雲紋與弦紋,腹部剖面略呈橢圓形,上腹及流角下飾獸面紋,細密的雲雷紋與獸面紋交織,獸面的眼珠突起,眼眶大致呈臣字狀。


4、楚人治湘





       楚式銅器   根據文獻記載並結合考古材料可知,楚人分東西兩路進入湖南,首先由西路自郢都(今湖北江陵)進入洞庭湖西北岸、澧水中下游及沅水下游地區,即今常德地區,時間約在兩週之際;東路在春秋中期由湖北鄂縣進入湘江中下游,即今岳陽和長沙地區。

春秋  銅鼎  1993年汩羅高泉山出土


春秋銅簋  1993年汩羅高泉山出土


春秋銅簋  1993年汩羅高泉山出土

楚式兵器   隨着楚國政治、軍事勢力的擴展,憑藉精良的兵器和尚武精神, 至戰國時期,湖南基本納入楚國統治。楚國勢力主要分佈在湖北江陵至長沙、益陽、常德、臨澧的交通線上,其中以湘中地區最為集中。

楚式兵器之帶漆鞘銅劍、玉格鐵劍、春秋銅劍。


       楚人好劍,有佩劍之習、贈劍之尚、舞劍之俗。根據劍莖、刃部的不同功能,採取不同的配方鑄造成雙色銅劍,並通過鍍錫等防鏽工藝保持劍的鋒利;同時鑄造了更加鋒利、堅韌的鐵劍和鋼劍,秦昭王盛讚“楚之鐵劍利”。同時廣泛運用金銀、玉石或玻璃飾劍,體現楚人的審美風尚。



戰國《劍飾》一組及戰國《玉首銅劍》

       由頭、柲(bi)、鐏(zun)組成。戈頭橫刃,能鈎能啄(跟啄木鳥似的)可推可掠,殺傷力極強。柲的長度根據需要而不同,戰車用長柲,步站用短柲。部分有刻銘、錯金銀、鑲嵌、細線刻鏤等裝飾。


鳥紋銅戈

西周“楚公”銅戈

       此戈為三角形援,援表面有大小不一的黑色橢圓形斑塊,這種斑塊為其金屬成分所致。內一面有篆書銘文五字“楚公□秉戈”,排列於內端至一側。此戈為目前所見最早的楚國有銘銅戈。

矛 

       矛是用於直刺和扎挑的長柄格鬥兵器,由頭、柲、鐓組成。矛頭有宿遷葉、闊葉之分,部分刃部帶系,楚人廣泛使用稜脊、窄葉式,或鑄有銘文、錯金銀飾。


銅鈹、鈹鐏(戰國,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

鈹長34.5釐米,刃寬4.4釐米,鐏長10.6釐米,銎徑2.4釐米 

       鈹為有柲長兵器,屬刺殺兵器。這件銅鈹連柲長1.62米,約與人高等長,應屬步兵使用的兵器。

       鋒刃部分似劍,有雙邊刃,形近矛。後端為扁形或矩形的莖,用以裝柄。莖的近端處開有圓孔,以便穿釘固定。莖後有帶銅鐏的木柲痕跡。鈹與矛的區別主要是裝柄方法不同:矛是將柄納入矛筒中,而鈹是鈹莖插入木柄中,外用繩等捆綁,屬於矛的一種變形兵器,多為中下級軍官使用。


鳥形銅戈柲帽

柲帽是覆於戈頂部的裝飾物。


戈柄下端的圓錐形金屬套。

箭鏃

      箭鏃形制有鋌式、銎式之分,雙翼、三翼之別,材質有銅、鐵兩類。


5、北人南遷

       秦漢以來,每逢中原動盪都導致北方居民大量南遷,兩晉之交、唐末、北宋天年,是北人南遷的三重要時段,湖南是其重要留經地。北人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文化,促進了湖南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



       湖南出土 一批帶有銘文的北方兵器,其中“鄭左庫”為鄭國左庫鑄造兵器,“六年格(梧)命韓臾工師公冶良”為三晉兵器,“上郡武”“武安”“廿年相邦冉造 西工師鬼新(薪)”均為秦國兵器。這些兵器應為南遷的北人或駐軍帶入。


移民帶來的土墩墓葬俗

      2010——2011年,在常德南坪鄉發掘的西漢到到新莽時期21座土墩墓,出土了銅器、陶器等各類文物650件,器形與同時期湖南地區出土物略有差異,主要流行太湖流域,這在湖南等中部地區屬首次發現,是外來移民入湘的物證。

漢   銅博山薰爐


漢   銅壺

漢   銅鈁

漢   銅鼎

反映中原人定居里耶的簡牘

2002年龍山裏耶古城遺址出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秦並六國後,湖南成為平定南越的軍事前沿,有來自陽陵(今陝西咸陽)等地中原秦兵戌守湖南,之後部分定居下來,也有南陽(今河南)人移居湖南的户籍簡牘。

唐   青釉模印貼花舞蹈人物紋壺

1999年長沙窯藍嘴岸遺址出土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高17.9釐米,口徑5.9釐米,底徑13.2釐米

唐   褐斑貼花“張”字款執壺

1959年長沙銅官窯遺址出土  

高22.5釐米 口徑5釐米 底徑15釐米

  喇叭口,鼓腹,平底。流及兩系下分別貼三塊模印褐斑。一塊為坐獅,另兩塊為一串串碩果累累的椰棗圖案,椰棗為西亞常見果樹,也是長沙窯模印貼花勤於表現的內容之一。獅與椰棗互相映襯,呈現出一幅熱帶風光下的動物畫,西域風格躍然瓷上。有一椰棗正中有一“張”字,當是作坊主的姓。

唐   三彩釉瓷杯

長沙子彈庫出土

唐  鄧俊墓誌

1978年益陽赫山廟出土   益陽市博物館藏

      據墓誌可知,墓主鄧俊祖籍南陽,祖上潭州為官,後留居長沙。鄧俊曾為嶽州長史,是北方人為官湖南並定居的典型代表。


岳陽茆山宋墓

       此墓為青磚砌成的三層券頂防水結構,流行於宋金元時期的北方地區。墓中出土8件宋代耀州窯青瓷碗、盤和斗笠盞。從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看,墓主當是北宋末年南遷的北方移民。

宋  敞口印花盤


宋  青釉刻花深腹碗

南宋 王趯墓誌 1960年長沙楊家山出土

       墓誌殘存320餘字。據考證,墓主王趯祖籍山西太原,太原王氏是自六朝以來直至隋唐的豪門大族。這支太原王氏分支隨宋廷南遷入湘,為湖南王姓來源之一。此墓誌印證了兩宋之交,北方人口遷入湖南的史實。





6、江西填湖廣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江西填湖廣”是歷史上重大移民事件。大批江西人取道江西的蘇、浙、皖、閩人遷入湖南,至今仍有湖南人十之八九來自江西之説。也有部分湖南人及進入兩湖的部分移民,再西遷至川、黔地區,故又有湖廣填四川之説。




       方誌所載江西移民   江西移民入湘,在各地縣誌多有反映,如益陽縣遷入了447族,其中洪武朝109族;明代醴陵縣遷入了296族,僅洪武朝佔200族;湘陰縣遷入83族;醴陵縣“土著亦僅存十八户……洪武年招集流亡,皆來自他省,而豫章(今江西)人尢多”;沅陵縣“邑中老籍有開封者,有江南者,尤以江西為最多……今所指土著十之八九皆江西人”;元末兵亂,桃源縣人口鋭減,“贛省吉水、豐城、南昌等縣人,遂於洪武、永樂時紛紛遷至”。



7、民族大家族

       原住居民與不斷遷入的移民相互融合,又各自保留其文化特徵,促成以漢族為主體包括土家、苗、侗、瑤等56個民族和諧共處的大家族,形成了絢爛多姿的多元文化。





歷史時期湖南“蠻夷”族羣一覽表

朝廷對“蠻夷”的管理

       六朝時朝廷對少數民族採取相對自治的管理模式,通過冊封蠻夷首領為王、侯、君等不同爵,賜予駝、蛇等鈕官盒子,管理所率族羣。“率善”意為率部歸順。族羣大者,族名放在“率善”之前;小者置於“率善”之後。此類印章反映了當時湖南“蠻夷”族屬眾多,多已納入朝廷管轄。

       土司制度是一定歷史時期在少數民族地共,通過 “樹其酋長,使自鎮撫,以達其以夷治夷”目的的一項政治制度。始於唐五代的羈糜制,歷經宋至清,長達八百餘年。湖南的土司管理區域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區,先後設立了十八個土司,以永順、保靖兩大彭氏土司勢力最大。土司制較大限度地保護了區域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南朝  蛙紋銅鼓



東漢  虎鈕銅鐓於

       秦漢時期,湖南 境內的土著族羣,被統稱為“蠻”,並以所居地域分別名為“武陵蠻”、“長沙蠻”等。從出土較多的鐓於看,“武陵蠻”的一部分為巴人後裔。


          永順宣慰司用青花瓷碗(第一排)、土司官印(第二、三排)。其中最大的是:清康熙  “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印”銅印。

土家族

       土家族自稱“畢茲卡”。唐之前文獻中均以“蠻”概稱,宋代開始稱“土人”,1957年1月確認為土家族。2010年湖南土家族有263萬餘人,主要分佈在湘西、張家界、常德石門及懷化沅陵、漵浦等地。

打花鋪蓋 

       織綿,土家語稱“西蘭卡普”,意為打花鋪蓋,宋明時作貢品。原料以絲、棉、毛絨為主,色彩斑斕,圖案多達200餘種,主要取材於動植物或吉祥符號。


挑花方巾

       挑花是土家族重要工藝之一,圖案多反映其風俗習慣、歷史故事等,體現了對生命和性靈的追崇。

八寶銅鈴  司刀

       土家法師“梯瑪”所用法器有八寶銅鈴、司刀、牛角號等。法事時梯瑪跳八寶銅鈴舞,唱梯瑪神歌,歌詞敍説本族的起源、遷徙、信仰禁忌與生活習俗等。

苗族

       苗族奉炎黃、堯舜時期的“九黎”、“三苗”為始祖,在其遷徙過程中有一支苗族先民沿沅江進入湘西地區。2010年湖南苗族有206萬餘人,主要分佈於湘西、邵陽城步與綏寧,以及懷化麻陽、靖州、會同、沅陵等地。

















侗族

       湖南侗族歷史上有“仡伶”、“飛山蠻”、“峒”等多種稱呼。2010年湖南侗族近86萬人,主要分佈於懷化通道、新晃、芷江、靖州、會同和邵陽綏寧等地。






瑤族

       瑤族支系繁多,湖南主要有“盤瑤”、“花瑤”、“過山瑤”等。其族源有“苗瑤同源”、“源自山越”等不同説法。2010年湖南瑤族有71萬餘人,主要分佈於永州江華、江永、藍山、寧遠,郴州北湖區、汝城、資興、桂陽、邵陽隆回、洞口,懷化通道、辰溪,衡陽常寧及株洲炎陵等地。

清  神祀畫  永州市市博物館藏

       此畫共14幅,包含道教題材、盤瓠崇拜、舂餈粑、刺繡等內容,反映了瑤族歷史傳説、生活習俗及與他民族的交往。


女書

       江永流傳一種只在婦女女性範圍內使用的神奇文字,內容多從女性視角描寫婚姻家庭、個人情感、歌謠談話等,用紙書寫或繡於布帕,被認為是目前所見唯一的女性文字。


湖南民族方言互動視頻

湖南主要民族相關統計圖表

如:民族分佈與人口比例;主要民族DNA等。


第三部分:洞庭魚米鄉

       湖南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適宜農作物的種植與生長。約在15000年前,先民便開始人工栽培水稻,並創燒陶器用以糧食的烹煮與儲藏,使定居成為可能。經過歷代耕地的開發與耕作技術的進步,唐宋以後湖南糧食開始大量外輸,到明清時期發展為“天下糧倉”,為湖南人生活品質的提升與文化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湖南史前稻作文明之旅

       列舉15000年到4000年,生產工具、陶器、栽培稻等方面的變化。


中國最早的城——城頭山古城復原模型

       距今6300——4500年的城頭山城址,發現有壕溝、城牆、居住房屋、大型祭壇、氏族墓埋葬、灌溉設施完備的水稻田等遺址,代表了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社會發展的高度,是中國最早的農業聚落之城。

陶釜   舊石器時代(距今15000——13000年)

道縣玉蟾巖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用於烹煮食物,類似於今天的鍋。製作相當原始,胎體厚達2釐米,泥片疊築而成,燒成温度低。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陶器。

       此器單獨陳列於位於展廳中間的玻璃櫃中。



1、稻之源

       9000年前、8000年前、7000年前、6500年前、5000年前栽培特徵的水稻種標本。


世界上最早有人工栽培特徵的水稻標本。




稻作文明

       為了種植和守護稻穀,人們放棄了遷徙生活,從洞穴走向開闊的河谷平原,搭房建村定居。穩定的食物來源導致了人口增加和聚落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的分工、剩餘產品的出現和權力分配的形成。隨着耜耕農業向犁耕方式的發展,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人羣與聚落的分化越來越明顯。於是,城池開始出現了,私有制產生了,人類開始邁向文明社會。



原始耕作



石斧  新石器時代(距今7000——4000年)

石 鏟  新石器時代(距今7000——4000年)

生活用陶

       道縣玉蟾巖遺址發出了距今約15000——13000年的陶器。從矇昧時代過渡到野蠻時代,人類發明的陶器既解決了稻米的存放與炊煮熟食問題,生活條件大為改善,反過來又促使了稻作農業的以展。


陶 釜   新石器時代(距今6500——4500年)

澧縣城頭山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炊煮器

       鼎、釜、鍋,用於燉煮食物;甑用於蒸飯食等。城頭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的惚質炊煮器,不僅有煮、蒸器物的分類,同時燉煮也有不同的器型,反映了以稻米為主食的先民日常生活的複雜化和精細化。

獸面神徽陶簋   新石器時代(距今8000——7000年)

1991年黔陽高廟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三聯陶罐   新石器時代(距今6500——4500年)

澧縣城頭山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雙耳陶罐 新石器時代(距今8000——7000年)

澧縣八十壋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彩繪紅陶瓶 新石器時代(距今7000——6000年)

1979年安鄉劃城崗遺址出土 


紅陶鬹  新石器時代(距今4500——4000年)

湘鄉岱子廟遺址出土 


獸面紋陶盤  新石器時代(距今8000——7000年)1991年黔陽高廟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陶 缸  新石器時代(距今6500——4500年)澧縣城頭山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八角星紋白陶盤  新石器時代(距今7000——6500年)1978年安鄉湯家崗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鷹嘴乳突陶罐 新石器時代(距今6000——5000年)1974年澧縣三元宮遺址出土  

2、稻之興

       進入文明社會以後,稻作由原始栽培發展到字正腔圓耕細作。金屬農具和牛耕的出現,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中原人口的南遷,加強了耕地的開發與作技術的進步;南方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面,為農業生產提供了較好的社會環境,糧食產量逐步提高,到了隋唐時期湖南出現了倉廩充盈的盛況。


改進生產工具

       先秦時期,人們藉助休耕改良土壤,並逐漸掌握了各種作物的最佳生長期,根據時節合理安排農事。生產工具從石器、青銅器到鐵器不斷進化,同時出現了牛耕,耕作效率大有提高。

       銅器鋤耕  先秦時期稻作處於石、銅器並用的刀耕火種階段。銅器農具產要用於砍伐山林、開溝排灌、除草培土等,其中斧、錛,砍削工具;鍤、鎬、鏟,掘土工具;刮刀又稱削,可以刮麻、削竹等。



鐵製農具

       春秋戰國時期鐵製農具和牛耕開始出現,對農業生產起到巨大推動作用。與銅製農具相比,鐵器更加鋒利、堅硬,效率大為提高,也有利於山地的開發。據文獻記載,西周時一人耕地不過十畝,戰國時可耕地百畝,產量達一百五十石。從出土的大量鐵製農具看,鐵器已較為普及,漢以後成為主要農具。

戰國   鐵鋤

1963年長沙牛角塘出土

戰國   鐵钁

1963年長沙牛角塘出土

戰國   鐵錛


漢   鐵鍤

牛耕鐵犁

       漢唐時期牛耕技術在湖南地區進一步推廣,一些山區各永州、道州等地已普遍採用牛耕。唐代出現的曲轅犁,可調節深淺,省力省工,更適宜南方水田。考古發現了唐代的鐵犁,説明至遲在唐肛湖南已普遍推廣犁耕。

漢   鐵犁頭


唐   鐵犁頭

宋   鐵犁頭

鐵犁頭  1974年長沙阿彌嶺出土

耕作技術進步

       隨着工具的改進,農業生產逐漸走向精耕細作。漢代發明犁壁,鐵犁牛耕技術得到改進和推廣。唐代發明曲轅犁,在湖南地區得到普遍推廣。耕作技術的發展與進步,為明清時斯“湖廣熟,天下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土壤改良

       漢唐時期已掌握了肥料與農作物生長期的匹配關係,南方地區摸索出一套以穀殼、稻杆飼養家禽,以糞肥田、稻田養魚的良性生態鏈,形成了種植與養殖相結合的不農經濟結構。出土大量的家禽家畜及其圍欄明器,便是當時小農生產模式的見證。

東漢陶豬圈模型  

       豬是漢代南方小農家庭肉食的主要來源,也是財富的象徵。為了積肥,漢代設計了廁所與豬圈相連的建築,時稱“溷”。

綠釉陶廁豬圈   1953年長沙月亮山出土

通高15.5釐米,圈徑18.5釐米

  豬圈為圓形亭閣式,圈近似圓形,其上鏤空有圓形、三角形、不規則形狀,表現杆欄構造,鏤空的長方形示意為門。圈內一側建亭子,亭內有蹲廁,並有一螺旋上升的樓梯通往廁所,其下便是豬圈,圈內有豬。豬圈施綠釉,底無釉,胎粗松,胎釉結合不太好,釉面有剝落。這件豬圈雖為陪葬明器,但意義重大,它展示了漢代豬圈的真實面貌:其一、杆欄式結構,這種構造適合我省潮濕多雨的氣候特徵;其二、人廁豬圈一體,可知漢代人早已開始使用肥力很高的人豬糞混合肥料,直至今日湖南的山區仍然可見這種豬圈;其三、豬圈內的豬與現代飼養的豬有所不同,漢代的家豬仍具有野豬的某些特徵,如:嘴長且翹、背部拱起、鬃毛濃密。





東漢陶雞舍模型 

       雞是人類飼養最普遍的家禽之一,可提供蛋、肉。雞糞是一種優質的有機肥料,含有較高的氮、磷、鉀。雞舍圈養,有利於雞糞的集中利用。

陶雞舍  1954年長沙陳家大山出土




東漢   褐釉陶狗

高30釐米,長40釐米

  褐釉,灰胎,胎質堅硬。陶狗雙耳豎起,怒目圓睜,張嘴齜牙,前胸外鼓,腹部緊收,四腿直立前傾,尾部向上捲起,兇巴巴吠狀。陶狗的脖子和前胸套有項圈並有凸起的項圈環,用於拴繩索,應為看門狗。漢代養狗之風盛行,也非常流行陪葬低温鉛釉陶狗,品類眾多,有食用狗、看門狗、觀賞狗等。


東漢   綠釉陶狗

西漢   陶牛

記載墾田的裏耶秦簡

2002年龍山裏耶古城遺址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對於裏耶秦代簡牘發現的意義,學界認為它是繼秦始皇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發現,其研究成果將大大填補史料的缺佚。它的重要性在於將極大地改變和充實人們原有的知識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説,裏耶秦簡對於秦史的重要性不亞於甲骨文對於商史研究的意義,它將從根本上改變秦史研究的面貌。

記載税米的三國吳簡

1996年長沙走馬樓古井出土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西漢  稻穀  粟  

長沙馬王堆漢墓一號漢墓出土

展櫃局部


西漢“萬石倉”滑石倉  1974年長沙阿彌嶺出土

       糧倉模型,可以拆卸,倉頂有凸起的瓦稜;倉門可關閉,一側門框上刻有“萬石倉”三個字。古人儲谷用曰倉,儲米用曰廩。


唐 陶碓  1956年長沙黃土嶺出土

唐 陶磨  1971年湘陰桐子山出土

東漢 陶糧囷  1978年長沙地質局子弟學校出土

       陶糧囷  糧倉方形稱廩,圓形稱囷。漢代倉底多高於地面,也有底部完全架空的杆欄式造型,以利於防潮。故倉門前設有台階;倉房開有窗户以通風。倉頂往往立有鳳鳥或雞造型,寓意驅鬼避邪。

3、天下糧倉

       宋元明清時期,人口的快速增長,加快了耕地開發,耕地面積不斷擴大,高產作物的引入與推廣,水利工程的興建,糧食產量快速提高,湖南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與貿易中心,從明代“湖廣熟,天下足”,到清代“湖南熟,天下足”,湖南的農業地位日趨凸顯。


引進高產作物

坦山岩勸農記

這是中國第一勸農碑刻,意義重大。


耕地開發

       湖南擁有廣闊的洞庭湖區和丘陵山地,為擴大耕地面積,湖區則圍湖造田,修築堤壩既可灌溉防洪,又增加了耕地;山區則修築山塘,把山林開發成梯田。清代,官府鼓勵墾荒措施得力,耕地面積迅速擴大。


山地開墾


明清時期耕地面積擴大。







湖南熟 天下足

清 湘潭響塘義倉章程石碑

       清末湖南倉儲體系完備,各地設有常平倉、儲備倉、社倉等,後均稱義倉。光緒年間全省倉儲達235萬石。該碑立於1888年,記述了糧倉管理事項與措施,印證了湘潭號為“小南京”和“米市”的富庶繁榮。


籮筐、秤桿等


各種農具

湖南運往漢口、上海、廣州的大米,逐年遞增。

第四部分“生活的足跡”


    “生活的足跡”以時間順序,共分為,從“青銅時代的南方禮樂”、“湘楚風情”、“大一統下的小農家居”、“多元文化交融的社會風尚”、“重心南移後的品質生活”、“從宗族社會到近代化”6個大時段,反映不同歷史時期湖南人的生活片段。

1、青銅時代的南方禮樂

鼎彝以禮神

       古人以禮器盛酒食祭祀神靈、祖先。湖南禮器多沿用中原器形,食器以鼎、簋、鬲等為主;酒器以尊、爵、卣、罍為多,器形較食器高大,紋飾精美,尤以動物造型最具特色,反映祭祀當中更注重酒器,或間接佐證湖南稻作農業的優勢。

鼎彝以禮神

商   陶器

       考古資料表明,早在商代早期,就有商人越過長江,到達洞庭湖地區。石門皂市和岳陽銅鼓山遺址都是典型的商代文化遺存,出土鼎、觚、箭簇等銅器和鑄造銅器的石範、銅渣以及中原文化特徵的陶器,同時還出土了帶有土著文化特徵的器物。寧鄉炭河裏遺址以及周邊區域出土的大量器物,表明這裏曾是商文化影響下形成的青銅文化中心,同時又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

岳陽銅鼓山商代遺址出土陶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第一展台

上排

刻劃紋陶甑

陶鬲

陶鼎

下排

陶假腹豆

勾連雷紋陶豆

第二展台

印紋陶斝


陶斝


陶爵

石門皂市商代遺址出土陶器


第三展台

陶釜

第四展台

陶簋

陶鬲

青銅器展廳局部

       展廳中間三個玻璃櫃,分別放置:“皿而全”銅方罍(左)、人面銅方鼎(中)和豕尊(右)。


商豕尊(酒器)1981年湘潭九華出土

       豕的兩眼圓睜狀,兩耳成招風狀,長嘴上翹微張,犬齒尖長,背上鬃毛豎起,四支剛健,臀、腹滾圓,生殖器刻畫仔細,活脱脱一頭野公豬形象。頭部陰刻獸面紋,腹、背、蓋面為鱗甲紋;四肢和臀部飾倒立的夔紋,夔首反顧,夔尾盤曲,並以雲雷紋填飾;蓋孔呈橢圓形,腹空,實測容積為13升。

      該器前後肘部的圓孔分別為21和21.5釐米,直徑1.4釐米,兩邊對穿,腹內為圓管狀,是供抬繩穿系而特意設計的,圓管與尊身二次鑄成,然後焊接。值得注意的是,該器當年使用過程中曾多次修復,大體有六處:第一處頸、背交接處;第二處,臀部;第三處,蓋鈕;第四處,左邊犬齒;第五處,豬鬃的左側。從這些修補處,可以感受到當年使用的頻繁。該尊造型獨特,青銅器中僅此一例,世間少有,視為鎮館之寶之一。

商 人面銅方鼎(1959年寧鄉黃材出土)

      長方形體、二直耳、四柱足。器四角有較高的扉稜。器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人面方圓、高顴骨、隆鼻、寬嘴、雙目圓視、雙眉下彎、雙耳捲曲。腹內壁鑄銘文“大禾”二字,字體宏偉有力,寓意祈禱穀物豐收。此鼎器形雄偉,在裝飾上又以人面為飾,更為孤例。人面的形象極為奇異,給觀者一種望而生畏、冷豔怪誕的感覺,是一件匠心獨運的青銅器精品。該鼎腹飾人面,足飾饕餮紋,造型古樸威嚴,凝重結實,體現了奴隸主至高無上的權威。

       這個鼎是經過後期修復的,它的命運跟司母戍鼎有點像,它被一個農民砸成碎片當廢鐵給買了,這就是對文物的無知,以及缺少文物保護意識。後來多虧了湖南省博物館的一位老專家,馬不停蹄的趕到黃某家裏找到廢品站,幸好到的及時,否則就被扔進熔爐裏冶煉了。

       這尊人面方鼎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唯一一尊人面紋銅方鼎,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也是湖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之一。

商“皿而全”銅方罍

1919年桃源茅山峪出土

       2018年榮登《國家寶藏》欄目,由黃渤、王嘉作為其國寶守護人,演繹其前世今生。“由於歷史原因文物蓋身分離,2014年經過一個世紀,身蓋合一,完罍歸湘,圓了湖湘乃至中國文博界、收藏界、藝術界流失海外重器重回故土的'大夢',充分見證了中華文化自強不息。”這是皿方罍的入選理由。

       皿方罍1919年出土於桃源縣水田鄉茅山峪(今架橋鎮棲鳳山村茅山峪組杉園山),器蓋高28.9cm,器身高63.6cm。器蓋鑄有“皿而全作父己尊彝”八字銘文,呈廡殿頂形,器身則鑄有“皿作父己尊彝”六字銘文。皿方罍是迄今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全器以雲雷紋為底,飾有獸面紋、夔龍紋、鳳鳥紋,雄渾莊重、富麗堂皇,可謂晚商青銅器鼎盛時期的代表之作,堪稱“方罍之王”。

       皿方罍的歷史價值引人矚目,發生在它身上的故事也跌宕起伏:出土之後,由於當時中華大地災難深重,器蓋與器身便天各一方,器蓋入藏湖南博物館,而器身流轉海外近百年。直至2014年,器身現身紐約佳士得拍場,在各方的通力協作下,使其回到其出土地,由湖南省博物館永久收藏。

       這段文字中,“皿”是器主族氏名,“而全”才是器主名字,“己”,是器主“而全”先父受祭拜的廟號之名。皿是商周時期的一個很有影響的大族,1977年陝西隴縣韋家莊發現了一件皿氏族人的青銅簋,年代與皿方罍相同。這件簋出土於一座西周貴族的墓中,其主人與皿方罍的主人,顯然是同族人,“而全”與他的父親當是商周之際,身負某種使命來到湖南的周人。

       這尊罍器形之大,造型之精美,世間少有,內刻的銘文,是皿氏一族存在、延續的見證。但是就是因為特殊的歷史年代,器身和器蓋分離了,器身不幸流落海外,輾轉各地,歷經一個多世紀的滄桑歲月,後經過多方努力,終於在2014年在佳士得拍賣公司以2000萬美金的價格促成了皿方罍器身回國,這是多麼慘痛的代價,多麼悲催的離合故事。

四周的展櫃分別是酒器(二個)、食器和樂器。

酒器

       盛酒器、温酒和提酒的器皿統稱酒器。主要包括:爵、斝、觚、觶、尊、兕觥、卣、盉、方彝、罍、壺、勺等。

酒器(一)

四羊方尊、犧首銅尊、犧首銅尊、 犧首方銅尊和犧首銅尊。

四羊方尊(複製品)   

原物1938年寧鄉月山鋪出土  國家博物館藏

高58.3釐米,重34.5公斤

       是現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尊的頸部鑄有蕉葉,蕉葉上的花紋叫夔形紋。蕉葉的底部飾有獸面紋,肩部有四條龍蟠纏在四周,尊的腹部分別鑄有四隻大卷角羊,突出尊外。羊的背部及胸部飾有魚鱗花紋。兩隻前腿和尊的底部鑄在一起,上面也鑄滿夔形花紋。方尊的邊角及每一面中間合範的地方,都鑄有稜脊,其作用是以此來遮蔽合範時可能產生對合不正的紋飾,從而增強了造型的氣勢,使方尊的形象在寧靜中有威嚴感。全器上下以細雷紋為地,線條光潔剛勁。羊角是事先鑄成後配置在羊頭的陶範內,再合範澆鑄的。如果沒有高超的合範技術,就很難達到整個器物渾然一體的效果。


商  犧首銅尊  1996年華容東山出土

通高73.2,腹徑39.8,口徑61,底徑31釐米 

       容酒(水)器。大敞口,折肩、折腹、腹部、高圈足。腹部飾獸面紋,肩部有3個圓雕的犧首和3隻立鳥相間排列。以雲雷紋為地,紋飾粗大,特別是其地紋,比一般銅器上的地紋要粗大,腹部和圈足間有三個很大的“十”字形鏤孔。該器造型高大,裝飾精緻,與著名的四羊方尊等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代表了湖湘文化在早期青銅時代已達到了極高的藝術與科技水平。

商  犧首銅尊(1971 年岳陽新開興隆青龍屋場出土

高65.2、口徑52.5、底徑29.5釐米

       容酒(水)器。大敞口,折肩,肩部分立有三牛首和三個扁身立鳥,此外,牛首上還各飾有相同的扁身立鳥。腹部飾全分解式獸面紋,兩角間有一對匕形飾,獸身下有夔紋。圈足上有方形鏤孔。圈足下似有三個小矮足,應為澆注口。

       1962年在廢銅收購站偶然發現的。當時銅尊已嚴重破碎,經文物工作者精心修復,方使這件藝術珍品重現原貌。


商  犧首方銅尊  20世紀50年代常寧出土

高54釐米,口徑34.4釐米


商 犧首銅尊

       商代中期(公元前16世紀-前13世紀) 這件尊口部侈大,超過肩徑,肩部豐圓突起,圈足較低,是商代早中期常見的式樣。肩腹部獸面紋結構緊密,獸目及軀體上與方整齊排列的羽狀紋飾更見綿密,獸面的主幹和地紋沒有明顯區別。此尊的肩部有三個犧首,體現了商代中期鑄造技術的發展。


酒器

象尊、獸面紋銅瓿

象尊 (1975年澧陵獅形山出土)

       酒器。作象形,象鼻與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橢圓形口,酒可以從此注入,是一件既具藝術價值,又具實用價值的銅器。商銅象尊看上去栩栩如生,但仔細觀察,卻可以看出象尊的軀體比自然界中的象軀體要短,藝人們在製作此件器物時有意把象的軀體縮短,卻使人看上去仍是一件形象逼真的絕佳藝術品,可見其處理手法的巧妙。器上裝飾有龍、鳳、虎、獸面等紋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象鼻上的鳳鳥和虎紋,既保持了象鼻的特點,又塑造出了一隻鳳鳥和虎,其裝飾藝術確實是匠心獨具。

商   獸面紋銅瓿、銅斧   1959年寧鄉黃材出土

            容酒器。出土時內裝224件銅斧。瓿流行於商周,湖南多出土於寧鄉。是至今發現最大的銅瓿。


西周 夔龍蕉葉紋銅罍(1954 年湘陰縣出土

通高28.5,通寬41,口徑17.5釐米

       容酒器。侈口,頸部內斂,肩部豐滿,肩上有一對夔龍形耳,弧腹斜收,圈足較高。帶有夔龍形耳極為少見。肩部飾鳳紋和夔龍紋,鳳紋與夔龍紋相間排列。腹部飾6組下垂的蕉葉紋,每片蕉葉均以兩條相向的立式夔龍組成。肩腹部紋飾以一圈重環紋相隔。

酒器展櫃(二)

銅爵、銅觚、銅觥、銅盉和銅壺

背面展板上五張圖片是流失在海外的湖南出土青銅酒器。


五件流失在海外的湖南出土青銅酒器。

       虎食人卣(法國賽努奇博物館)、虎食人卣(日本泉屋博古館)、象尊(美國弗利爾藝術館)、雙羊尊(大英博物館)、雙羊尊(日本東京根津美術館)。


商  銅爵

       爵  飲酒器,三足,“像雀之形”。《禮記》“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後引申為貴族等級的象徵,後世“爵位制”即源於此。出土爵少量發現煙炱痕跡,似可温酒。

西周   銅觚

      飲酒器,通常與爵或斝組合使用。


商  獸面紋銅觚(中)   1976年寧鄉黃材出土

高25釐米,口徑14.7釐米

       酒器。喇叭口,束頸深腹,喇叭形高圈足,圈足上有兩個對稱的十字形鏤孔;腹部和圈足上飾獸面紋,圈足內有銘文。器物上幻化了的動物圖案呈現出神祕之感,加之配以沉穩的器物造型,使其更加顯得凝重。這件獸面紋觚是商代青銅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商 牛形銅觥 1977年衡陽市郊出

       牛首及背為蓋,腹內盛酒。頸部為流。此牛的頭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區常見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實用的捉手,又是一種裝飾。牛身上還裝飾有鳳鳥紋、龍紋、獸面紋等。此觥的造型設計與實用性完美地融於一體,表現出了優良的工藝設計思想。

西周 龍首鋬銅盉 1990 年代寧鄉縣黃材鎮龍泉村出土 

通高25釐米,通寬 32釐米

       調酒器。此盉侈口,長頸,分襠三蹄足。器蓋上有一盤踞的卧龍,龍頭凸起為捉手。器蓋上有三條短扉稜。器身一側有龍形鋬,龍首凸起,鋬下有垂耳,似龍尾。器身另一側有一龍形流,流口為龍頭。頸部飾有龍紋,並間有渦紋。腹部飾有夔龍紋並以雲雷紋襯底。此盉造型別致,獨具特色,體現出西周時期湖南地區鑄造青銅器的高超水平。

商 獸面紋提樑卣(1957年湖南株洲廢銅廠收集) 

高40.5釐米,口長 11.8釐米,口徑11.6-15.7釐米 

       酒器。子母口,弧形蓋,蓋上有瓜稜形小紐,蓋面上有四道扉稜;長直頸,器身橫斷面橢圓, 腹上部兩側有龍相聯成提樑,龍背上有扉稜,腹下部兩側各有三個上下排列的浮雕立鳥。頸上飾兩道弦紋,腹上部飾尖葉角,圓目中空、面部凸起的獸面紋,腹下部飾相同的獸面紋,但角為長直的牛角,兩側有倒立的夔紋。以圓雕鳳鳥為扉稜的青銅容器少見。

各種銅卣

       盛酒器。文獻及器銘中常見“秬yu鬯chang(黍和香草西釀的酒)一卣”。卣用於日常生活與禮儀中。湖南出土商、西周卣數量較多,形制多樣,以流傳海外的兩件虎食人卣造型最為奇特。有些卣出土時內盛玉器。

商  “癸舉”銅提樑卣(1963年炭河裏出土) 

高25.9釐米,口徑11.9×14.6釐米 

       酒器。橢圓形,子母口,鼓腹,圈足,蓋頂和器身飾四道扉稜。器身裝有提樑。蓋面上飾兩組捲雲狀角獸面紋,蓋緣上飾蕉葉紋,頸部飾八條夔紋,器腹飾兩組捲雲狀角、腳爪誇張、尾下卷的獸面紋,兩側有倒立夔紋。圈足飾夔紋。蓋、底內有“癸 ”二字銘文。出土時卣內有玉珠、玉管等1100餘顆。

商 銅鴞卣(1966年長沙東山寶堤垸出土 )

口徑12.2×15.7、高24.4釐米 

       酒器。由相背的兩鴞構成,口部橢圓形,索狀提樑,環狀鈎連,圈足上有四矮足,顏色翠綠。蓋已失後配。 

商  銅鴞卣、玉器

1986年雙峯出土雙峯縣文物管理所藏


商  銅鴞卣(1956年株洲徵集

高23.7、口徑7.8×11.6釐米 

       酒器。蓋已失後配。鋬耳為獸形,提樑作綯索紋,已殘斷。下有四足。器腹主紋之間或主紋線條、輪廓之上有細密的幾何紋。器外底單線條刻畫飛鳥紋。




食器

有鼎、簋、甗、簠、敦、豆、卣、鑑、盉等 。

       鼎  主要用於煮肉或盛肉。商周時期鼎既是祭祀、宴饗等禮儀的核心重器,也是生活用器。湖南出土的鼎有圓、方、分擋等形制,其中以人面紋方鼎最為獨特。

商   獸面紋銅鼎


商   獸面紋銅鼎、渦紋銅鼎

1996年望城高砂脊出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西周 回紋銅鼎

鼎腹部帶有回紋、乳鈕,造型精緻。

商   獸面紋銅鬲鼎(1962 年寧鄉黃材慄山張家坳出土 

通高18.2,口徑14.9釐米 

商   獸面紋銅鼎


西周   夔龍紋銅鼎  1946年桃江馬跡塘出土


西周 越式銅鼎(1981年湘潭青山橋出土)

       其造型與裝飾異於中原,足截面呈半圓形,具有越式風格,同形制的鼎在湖南多有發現。左鼎底部有煙炱(tai),應為使用痕跡。


商 乳丁紋銅簋(1956 年株洲徵集 

高18釐米,口徑24釐米 

       食器。口沿外侈,腹下收,矮圈足,頸部和圈足上有扉稜。頸部有對稱的獸首,兩邊各排列同方向的兩鳥,腹部斜方格內飾有乳釘,圈足飾鳥紋。  

西周 獸面紋方座銅簋(1979年株洲南陽橋出土)

       1984年9月,株洲縣廢舊公司銅倉庫收購。口徑22、方座長20、寬19、通高26釐米。簋敞口,平沿,圓鼓腹微下垂,圈足,圈足下有方形器座,腹兩側置龍首形環耳,下垂小珥。頸部飾一圈鳳鳥紋,腹部正中飾獸面紋兩側對稱分佈鳳鳥紋,圈足上飾一圈鳳鳥紋,方形座飾獸面紋。

西周 銅馬簋 (1981年桃江連河衝出土)

       此件銅簋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長方形座,座內有懸鈴舌之紐,鈴舌已失。肩部浮雕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馬,前足後曲,後足伸直,兩馬臀部相對,馬首是另鑄焊接的,卧馬之間飾捲曲的雙身龍紋。腹部飾卷眉凸眼的兇獸面,獸面之間有長垂冠,勾利嘴,長尾巴的鳳鳥4只,器座較長的兩邊鑄立馬4匹,每兩匹一組,頭向相反,昂首豎耳、頭小、頸長、身短、蹄粗、尾長下垂,尾毛根根可辯。座身兩長邊浮雕馬身,馬高馬長均為16釐米。器座較短兩邊飾獸面紋。

       器形與獸面紋,與中原相近,而上下兩層的馬紋與立馬獨具特色。胎壁較薄,紋飾凸出,器內隨之內凹,地方特色顯著。

西周  四系銅簋(1979年長沙徵集 

通高14釐米、口徑19-19.8釐米

       斂口、折肩、圈足。肩腹之際施一週索狀弦紋,自腹部向上斜伸,有四個綯索狀環形系。與四系相間對稱設四道扉稜,並以之展開四組簡體獸面紋。圈足上浮三道三股辮紋。此器造型獨特,造型似竹編器,南方風格明顯,器形少見。 

商  三羊紋銅鬲(1958 年株洲徵集 

通高22.8、口徑14.7釐米 

       食器。兩耳立於口沿上,長頸,分襠,三個柱形空心足。頸部飾一週斜線勾雲紋,腹部飾三組大卷角的羊紋。

       袋形腹,能擴大受火面積。商代晚期後,袋腹逐漸蜕化,演變成盛粥器,並飾有精美花紋。


西周  獸面紋銅甗

    蒸煮器。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名甑,以蒸食物,底有帶孔的篳;下部為鼎或鬲,用以煮水。整體相當於今天的蒸鍋。


寧鄉炭河裏遺址

       湖南商至周青銅器大部分出土於寧鄉黃材及其周邊區域,結合寧鄉炭河裏遺址發現的大型宮殿建築、城牆基址,以及出土的玉器、青銅器和陶器,表明此地可能是獨立於商、週中原王朝之外的方國中心。

鐃鎛以娛神

       楚地好巫,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但其淵源更早。早在商周時期祭祀禮儀中,本地樂器重於禮器,以銅鐃(nao)最具特色,高大厚重,有自己的演變體系;絕大多數銅鎛(bo)出土於湘江流域,湖南可能是其發源地,並影響到其他地區。

商  象紋銅鐃

       鐃,打擊樂器,流行於商代晚期,周初沿用。商代象紋銅鐃,使用時器柄向下,而發聲的鐃體則向上,演奏時敲擊口部,敲擊起來聲音洪亮。它雖然看似厚實笨重,製作卻精細講究。器物的上部兩側分別立着一隻卷鼻小象,器身的粗獷厚重和紋飾的繁縟精美、獸面的抽象神祕和象紋的寫實鮮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商  虎紋銅鐃(左)(1959年寧鄉縣老糧倉師古寨出土) 

通高70釐米,銑間寬47釐米 

       鉦部作合瓦形,有甬,甬上有旋,甬中空與腹腔相通。鉦部主紋為弧形粗線組成的獸面狀,四周邊沿和甬部飾雲紋,鼓旁兩側各飾一立虎,隧部飾有一獸面。鐃為樂器,經過測音,得知此鐃不同的部位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湖南地區出土銅鐃數量較多,多為單個出土,但與此鐃同出的卻還有4件,後來在距離不遠的同一山坡上又一窖出土10件,可見銅鐃也不全是單個出土。對於成組出土的銅鐃,是否存在着面組的樂器,是值得探討的事情。在10件銅鐃中,有的認為其中9件是編鐃。但在9件銅鐃中存在着型制大小和紋飾方面的差異。無論是否存在編鐃,但從一窖出土5件和一窖出土10件來看,當時擁有者應當是同一主人,也就不能排除當時多件銅鐃同時使用的可能。此鐃形體厚重,擊之聲音宏大,是我國南方商時期鑄制的大銅鐃中的代表性作品。

商  立象獸面紋銅鐃(右)(1959年寧鄉老糧倉師古寨出土) 

通高71釐米,銑(xiǎn)間寬46.5釐米,重67.25千克 

       對於鐃(náo)這種樂器的名稱,目前有不同的稱呼,有的稱鉦(zhēng),有的稱鐸,還有其他的稱呼,但在目前較多的文章稱為鐃。鐃為敲擊樂器,其甬與腹腔相通,有的甬上無旋,不能系掛,只能是仰擊。湘江流域出土的同類銅鐃數量較多,此件銅鐃特殊的是鼓部有立象,鉦周邊有虎、魚和乳釘相間排列,粗大的變形獸面紋線條上還有云紋。經過測音,得知此鐃不同的部位能夠發出不同的聲音。這些銅鐃大都是單個出土,對於這些銅鐃的時代,目前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在西周時期,有的認為在春秋時期,但多數文章根據銅鐃的形制,紋飾及同出的伴隨物判斷是商代晚期。


商末周初 四虎銅鎛(1985年湖南省邵東縣)

重13.4公斤,高32.5釐米,壁厚0.8釐米。

       口頂之平面均呈橢圓形,頂橫寬18.2釐米,縱寬12.5釐米,口橫寬26.2釐米.縱寬20釐米。頂中央有一小方形孔,紐呈倒U形,高10.2釐米,上飾雲雷紋。附飾兩對扁身虎,虎通長15.8釐米,翹尾咧嘴,兩兩追逐而下,表現的是下山虎的威風。正背兩面中部各附鳳鳥一隻,鳥身長20.3釐米,高冠,卷尾,幾欲凌空,鳥身和虎身依部位不同而勾勒有陰線紋。鳥飾與虎飾正好構成四條對稱扉稜。鎛身主題紋飾為獸面紋。近頂、口部位各有一圈紋飾,分別飾乳釘八枚,乳釘之間飾近似米粒的小圈點,每五個一組,構成梅花點形。

       在鎛左右兩側自上而下有一道明顯鑄痕,紐與四虎正好鑄在這道鑄痕上。由此推測:鎛的主體部分由前後範分鑄,紐、虎飾、鳥飾分鑄好再焊接上去。


商末周初 獸面紋銅鈸(資興出土)


商 豕磬 2012汨羅曹家村出土 打擊樂器

       器身作豕體,豕鼻上卷,背脊上有5個凹形稜脊,脊稜下有一穿供穿繩懸掛。豕體表面分布9枚形狀一致大小有序的乳丁,其間填雲雷紋、魚鱗紋和漩渦紋,通體蔭綠。

2、湘楚風情



列鼎而食



       鼎的功能開始分化,有烹煮的鑊鼎,盛放熟食的鼎,盛放配料的蓋鼎等。此外,炊具還有蒸飯食的甗,食具有盛放飯食的簋、敦,以及盛放醃菜、肉醬或調味品的豆。食器材質除陶、銅外,還出現鐵、漆木等。


戰國  “正陽”銅鼎   1958年常德德山出土


戰國  鐵鼎   1971年長沙窯嶺出土

戰國  鐵鼎   1971年長沙窯嶺出土



春秋  虺紋銅鼎



戰國  陶鑊鼎   1971年湘鄉牛形山出土





戰國  幾何紋銅甗


戰國  蟠虺紋銅簠   1959年益陽市郊出土

戰國  勾連雲紋銅豆   1965年湘鄉新坳31號墓出土

高23.6釐米,口徑17.5釐米 

       豆為盛食器,文獻記載中豆是祭禮中的重要器類。圓形,分蓋和器身,器身盤較深,喇叭狀圈足,蓋和器身相似,但捉手較矮,造型優美。通體飾幾何形和勾連狀雲紋,從紋飾看,原來似有鑲嵌物,現已失落,鑲嵌何種質地的物資不清,而在戰國時期鑲嵌物的種類很多,有金、銀、銅、綠松石等。此豆的紋飾精細,線條流暢,所鑲嵌的線條細小,無論鑲嵌何種質地,都顯示出當時的鑲嵌工藝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春秋  蹄足銅敦

1982年湘鄉何家灣出土

春秋  動物紋提樑鈾卣(1980年衡陽赤石村出土  衡陽市博物館藏

高50釐米、最大腹徑38釐米

       此提樑銅卣出土於湖南湘江流域春秋時期的墓葬中,它的形制與中原地區西周時期的銅卣相似,但蓋上和腹部裝飾的蛇紋、蛙紋等,不見於中原商周同類器物。加之形制、紋飾相近的銅卣湖南湘潭還有出土。因此,這件銅卣應是湘江流域越人仿製中原西周銅卣的作品。越人在先秦兩漢時期廣泛分佈於中國南方地區,秦漢以後大部分融合於漢族,一部分與今天的壯族、侗族等有着密切的關係。此卣鑄造精良,可知春秋時湘江流域的越人已有比較發達的鑄銅水平。   



春秋   蟠虺紋銅鑑 1965年湘鄉牛形山27號墓出土 

高14釐米,腹徑31.5釐米,口徑32.9釐米,底徑21.7釐米 

       圓盆形,卷脣,平底下置三矮足,兩耳作獸鼻銜環。器身花紋分四層,一、三層飾雲雷紋,二、四層鑄有突起的管狀乳紋,器內近口處飾雲紋。鑑為生活用器(水器)。此鑑鑄造精細,構思巧妙,保存完好,是研究湖南地區當時的青銅冶煉技術難得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科學、歷史價值。


戰國  雲紋銅樽   1952年湖南長沙市硯瓦池790號墓出土  

通高15.8釐米,口徑21.6釐米 

       酒器。顏色褐黃。器作扁圓形,蓋隆起,上有提環。蓋面滿飾細密雲紋,中間有一週弦紋將其分界為內外兩組。蓋口有器卡兩個。器身為直口,平脣,近口沿處有一對鋪首環耳。腹直稍收,大平底,下有3只小蹄足。

戰國   龍首虺紋提樑銅盉   2002年湘鄉徵集

通高33.5釐米,口徑22釐米,腹周長125釐米,環耳徑9.5釐米 

       有蓋,蓋已不能揭開。小口,直領,圓肩;肩上有提樑,鼓腹,圜底,其下焊鑄三蹄足。蓋頂平,其中央有半圓鈕,飾雙獸首紋,鈕外飾兩週蟠虺紋間以一圈同心圓。提樑作雙獸首半圓形,首有雙角,凸目,張口。與蓋相連的提鏈已缺失。梁身滿飾綯索紋。腹部飾蟠虺紋帶一週,上下邊緣各飾一道凸稜紋。腹之前側有一獸首管狀流,流上滿飾魚鱗紋,以曲折紋相間隔。獸首昂起,曲頸,凸目,張口。後側焊接一龍形扉稜,龍顧首,弓身,卷尾,作張口欲噬之態,三足上部飾浮雕獸面紋。

戰國   雲紋銅杯   20世紀50年代長沙郊區出土

戰國   銅舟


戰國   銅尊缶


戰國   銅壺


戰國   雲紋提鏈銅壺   1957年湖南省博物館出土

戰國   銅編鎛、銅甬鍾

對面展櫃



右側部分

漆器

       東周時期,銅作為戰略物資多用於製作兵器,而作為食具的漆木器,以其輕巧,便於清潔 以及外表華麗逐漸盛行,漆器製作工序繁複,造價高昂,主要流行於貴族階層。

戰國   彩繪圓渦紋漆案   

    1975年湘鄉牛形山出土。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用餐器具,案足低矮,以適應跽坐用餐。案上陳設耳杯、盤、盒等食具,反映了當時的分餐食禮。


戰國   方形漆盒   1980年臨澧九里出土


戰國   彩繪雲紋漆耳杯   1970年長沙道坡山出土


戰國   彩繪雲鳳紋漆耳杯   1984年常德夕陽坡出土


戰國 狩獵紋漆樽

       這種筒狀造型、一側置鋬[pàn]的三足器物,過去學術界一直稱之為“奩[lián]”或“卮[zhī]”,直至一件自帶“酒樽”銘文的類似器物出土,人們才得知其真實的器名與用途。樽為古代盛酒之器,漆樽在楚墓當中尤為多見。戰國時期,漆器製作出現了卷木胎新工藝,即用薄木板捲成筒形,在銜接處用漆液黏合、木釘卯接,再裝上把手,粘接厚木胎底,既輕巧又牢固。此樽即採用此法制作而成,反映了楚國制漆技術的高超。


狩獵紋漆樽展開圖


戰國   漆耳杯   常德桃源出土



 戰國   銅盤  1964年長沙黃泥坑出土


春秋   羽狀紋雙環龍耳銅浴缶 (2002年湘鄉徵集)  

通高33.5釐米,口徑22釐米,腹周長125釐米,環耳徑9.5釐米 

       水器。此件缺蓋,小口,短直頸,折肩,鼓腹下內收,平底。肩部飾一對象首半環耳,下有捲曲的象鼻。環上套有提鏈,提鏈由三節組成,兩頭為大圓環,由中間兩根帶小環的銅條兩節。腹部飾三週羽狀紋,以寬凹弦紋相隔,中間一週紋飾內飾八個凸起的對稱圓餅狀紋飾,圓餅中間為同心圓紋,外為細捲雲紋。提鏈上飾綯索紋。


春秋   蟠虺紋銅浴缶  1965年湘鄉大茅坪一號墓出土

高29、口徑19.2、腹徑33、底徑17釐米

       水器。顏色淺綠間藍。器身為小口,折脣,圓肩,平底。肩兩側飾有獸首的環形耳。蓋中有捉手,周邊有4個長方形鏤孔,捉手內飾蟠虺紋,蓋面佈滿細密的蟠虺紋和三角形紋,三角形內有云勾紋,有兩道綯紋將其紋飾分為內中外三區。肩部有4個圓餅狀裝飾,圓餅上內有雙線渦紋,外為細虺紋。肩腹飾細蟠虺紋和三角形紋,在三角形內也佈滿虺紋,用三道綯紋將肩腹紋飾分為4組。紋飾精細,鑄制優良,是春秋中期偏晚時期的典型楚器。該器出土於一座帶腰坑的狹長形越人墓之中,同出印紋硬陶罐、銅刮刀、雙翼形銅簇、銅短劍、圓形圜底銅鼎等越式器物,説明楚越之間早有文化交流,這是湘中地區目前已發現的最早的楚國青銅禮器之一。


水器

       按《周禮》,行祭禮前,需齋戒沐浴以示心誠,平常三日一沐,五日一浴。缶用以盛水,鑑用以沐浴。進餐前行“沃盥”之禮,以匜傾水,以盤承水,稱之為“奉匜沃盥”。

春秋   虺紋銅盤


春秋   龍形銴銅匜


戰國   獸首銅匜


戰國   銅匜


春秋   銅

1986年岳陽鳳形嘴山出土  岳陽市博物館藏


春秋   銅盤

1986年岳陽鳳形嘴山出土  岳陽市博物館藏

美其服  修其容

       楚貴族多着深衣長袍。男子戴高冠,束革i帶,腰佩劍,以俠義好武為時尚;女子則腰繫寬絲帶,展現“細腰”之美。戰國時期流行佩玉,“比德”修心。湖南不產玉,多以玻璃替代。楚服從款式到紋飾色彩,典雅秀麗,與佩飾、妝容相互襯托,搖曳生輝。





戰國   小菱形紋錦   1957年長沙左家塘出土


戰國   對龍對鳳紋錦   1957年長沙左家塘出土

戰國   褐地矩紋錦   1957年長沙左家塘出土


腰帶  帶鈎

       腰帶多以絲、革製成,女子繫結,男子以鈎扣帶,帶上有多孔,以適應腰圍變化。腰帶也可以另附小鈎或絲帶,以佩掛刀劍、印信及玉飾等。帶鈎造型多樣,裝飾考究,除實用功能外,更是身份、財富的象徵。



佩 飾

      春秋戰國時期佩玉被賦予了特定的文化內涵。《禮記》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以佩玉為時尚,並雕飾龍鳳等吉祥圖案。湖南不產玉,便佩以“陸離”(玻璃)。從《楚辭》記載可知,佩“陸離”也是一種時尚。


楚俑 組玉佩


戰國   玉璧、玻璃珠、管   長沙、湘鄉、臨澧等地出土。


戰國   玉璧



戰國  人物跽坐銅燈(2002年常德徵集)

通高45釐米,銅人高28.3釐米,叉架高19.4釐米 

       燈具。該器物由跽坐人、燈架和燈盤三部分組成,可進行拆裝。燈盤呈環形,燈架呈“丫”字形,其上連接燈盤,下端插入跽坐人手中。跽坐人偏髻、束冠、身着長袍,腰繫寬帶,以帶鈎扣合,兩臂平伸,手握丫形燈架,架上託環形燈盤,盤內設燭座三個。

       戰國   人物龍鳳帛畫(複製品)   原物1949年長沙陳家大山出土。

       縱長31.2釐米,橫寬23.2釐米,四周毛邊。質地為深褐色平紋絹,上着以黑墨,兼用白粉,但多已脱落。在畫面的下方是一位雙手合十,側身而立,作祈禱狀的婦女。她面向畫面左方,長髮盤起,梳成垂髻;身着雲紋廣袖長袍,腰身纖細,腰間束着白色的寬腰帶;穿着曳地的長裙,裙角末端向上翻起。仕女的頭頂正上方首先是一隻正欲展翅高飛的鳳鳥,佔半幅畫面。鳳鳥鳥頭朝左上揚,兩翼展開,雙腳一前一後,前腳前曲,後腳後伸。鳳鳥身後還拖着兩條長長的翎毛,向前彎曲至鳳鳥的頭上,使得整個主體造型成為一個環狀,十分具有美感。鳳鳥的左方正對着一條蜿蜒曲折的夔龍,佔四分之一畫面。龍身上裝飾着一道道環狀的紋路,龍頭向上,宛如向上盤旋騰飛。龍鳳與仕女一動一靜,形成鮮明對比。


戰國 人物御龍帛畫(1973年長沙子彈庫出土)

       描繪巫師乘龍昇天的情景。巫師寬袍高冠,腰佩長劍,手執繮繩,神情瀟灑地駕馭巨龍。龍首軒昂,龍尾翹卷,龍身為舟,迎風奮進。龍尾之上立有長頸仙鶴,龍體之下有游魚。帛畫中的華蓋飄帶與巫師衣帶隨風飄動,表現巫師乘龍飛昇的動勢。

禁止出國展覽文物之一。

梳妝用具

       楚人愛美,勤梳妝,描黛敷粉,好高髻,流行以假髮妝飾。湖南地區發現的梳篦、銅鏡數量較多,鏡以山字紋、蟠龍紋最為典型,造型精緻輕巧,反映南楚地區尤好妝容。


以山字紋裝飾銅鏡是戰國楚人的習俗。

八花絛四山紋鏡(第一排中)、羽狀紋地十五葉五山紋銅鏡(第二排中) 

羽狀紋地十五葉五山紋銅鏡(第二排中)  1958年常德棉紡廠7號墓出土 

       黑褐色,圓形,三絃鈕,圓鈕座,座外飾凹面圈帶、凸弦紋各一週,素卷緣,地紋為細密清晰的羽狀紋,主紋為五個山字形紋,山字右旋,中間一豎甚長,在鈕座的外圈伸出十葉分五組將山字間隔,每組葉紋有莖相連,山字左部各飾一葉,共十五葉,葉形似楓葉。銅鏡是古代梳妝照容用具。該鏡保存完好,構圖優美,鑄制精工,是楚鏡中的精品。


戰國 八花絛四山紋鏡  1952年長沙市顏家嶺935號墓出土  

直徑11.8釐米 

       該鏡墨綠光亮,圓形,三絃鈕,方鈕座,座外飾凹面方格,素卷緣。以細密清晰的羽狀紋為地紋,在其上從方鈕座四角伸出四組葉紋,每組二葉有莖相連,將紋飾分作四組,每組飾一山字形紋,“山”字底邊與方鈕座四邊相對。地紋,雕刻明晰,其上飾四個山字形紋,山字有的左旋,有的右旋,相間配置。八花絛四山紋鏡紋飾佈局工整,層次分明,銅質優良,色如碧玉,是同類鏡中的精品。

八花絛四山紋鏡極其罕見,存世不足十件。



薰香用具

       楚地潮濕,貴族多薰香淨化室內空氣,也用於燻烤衣被,使得餘香盈體。

長沙瀏城橋楚墓

       位於長沙城東區瀏城橋。1971年配合人防工程清理了一號墓,這是目前長沙出土的形制較大而又保存最完整的楚墓。

       墓坑為長方形土坑,帶墓道,坑長5.81米,寬3.97米,深7米,上部還殘存 二級台階。葬具為兩槨一棺,槨周圍填0.6米厚的白膏泥。槨為長方盒形,外槨長4.5米,寬2.88米,高2.04米;棺為懸底弧棺。隨葬品共262件,其中陶器53件,組合為鬲、鼎、簋、壺、缶、敦等,另有銅鼎、漆木器及大量兵器、車馬器。根據隨葬的器物推測,墓主為楚國大夫一級的官員,時代為戰國初年。



車馬器

      墓槨西邊箱出土兩套車馬器,有四件車軎、二件車轅、一套車傘蓋、六件馬銜等,可能分別象徵墓主出征所乘戰車及平常出行用車。


食具和兵器


食具

       墓中出土了實用的四件銅鼎、一件銅勺,以及大量仿銅陶器。其中鑊鼎一件,出土時殘存豬骨;升鼎七件(配以七件木俎)、簋六件,以及蓋鼎、鬲、簋、敦、豆、方壺、圓壺、尊缶、盤、匜等器。七鼎六簋的陶禮器組合,可見墓主身份之高。





















兵器

       墓中出土兵器70餘件,有劍、戈、矛、戟、弓、皮甲、皮盾等。其中帶鞘劍四把,一把為墓主佩劍;戈、矛、戟附柄,長短不一,長者用於車戰,短則用於步兵戰。如此多的長短兵器,超出個人使用範圍,可見墓主不僅是管理一方的行政官員,也是統兵作戰的將領。



葬玉、樂器及其它。


葬玉

璜二件、環四件、璧四件、琮一件。

卧鹿鼓座



瑟弦棒



好巫祈福

       楚人好巫淫祀,“沅湘這間”尤盛,體現了農耕社會的原始信仰和行為特徵。藉助各種被賦予自然力量的儀式與道具,溝通鬼神,以達到對生者的庇護,對死者及財富的守護,並引領靈魂歸途。延續至今的儺戲文化即源於此。


戰國  木雕鎮墓獸   1980年澧縣九里出土

    《呂氏春秋》載“荊人畏鬼越人信祀”。鎮墓獸是楚人特殊信仰形成的獨特葬具,用以驅趕鬼魅,保護死者靈魂,具有濃郁的巫術色彩。造型有單頭、雙頭、四頭之分,或頭插鹿角,面目猙獰怪誕。


戰國  雙虎鼓座  1980年臨澧九里出土

戰國   對龍對鳳紋錦   1957年長沙左家塘出土


戰國   褐地矩紋錦   1957年長沙左家塘出土

戰國   虎座鳳鳥漆木架鼓(複製品)

       原物1981年臨澧九里出土。出土於封君級楚國貴族墓中,是楚地高級貴族所享用的器物。架鼓形體高大,構思獨特,形象生動,既反映楚國漆器工藝的高超,又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祭祀中鼓被尊為驅邪、通天的神器,虎、鳳是趨吉辟邪的象徵。

3、大一統下的小農家居

       秦漢時期,湖南開始納入中原政權統一管轄,在保留南楚的社會習俗同時,生活用具與其他地區呈現趨同現象。漢代提倡以孝治天下,盛行厚葬,墓中出土的各類器具和模型,便是當時小農社會的寫照,反映了大一統後湖南的文明進程。

展廳局部



陶壁井  2012年長沙東牌樓古城遺址出土

       漢代居室  民居多依水而建,或掘井取水。漢代以後,磚、瓦成為居屋的主要建材,式樣也基本定型和成熟。湖南地區形成了主室、廂房與豬圈組合的曲尺形民居模式,既有中原文化因素,又適合南方氣候條件。房屋都開窗通風,並藉助薰香以淨化空氣。燈具的普及,延長了夜間活動的時間和範圍,改變了人們“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實用水井

       由多個陶圈疊壘而成,深約10米。井越深,水源越豐富,水質越好,而深井容易坍塌,故常採用陶圈、磚、木板等護壁。

水井

       漢代水井廣為普及,使人們擺脱了依水而居的侷限,擴大了居住範圍。井上或附有井架、井亭等設施。井架裝有滑輪、吊桶,利用力學原理取水;井亭可遮風擋雨,又可保持井水清潔。

陶壁井  2012年長沙東牌樓古城遺址出土

東漢   陶井  1954年長沙掃把塘出土


東漢   綠釉陶井

東漢   陶井  1957年長沙小林子衝出土

建築模型

       大量出土的漢代建築模型,主要有曲尺形、長方形等,房屋結構簡單,多為單野,頂覆以瓦,牆開有窗,常伴有作坊、豬圈等附屬設施,可見多為小農居所,與中原常見大型莊園式陶樓不同。

東漢   陶樓   1973年常德東江出土





燈具 

       秦漢時期,燈具出土量明顯增多,反映人們活動時間的延長。材質有銅、陶、鐵、石等。燈主要由盤、座組成,盤呈圓形,中間有一立柱,用於插燭;燈座造型多樣,有侍者、胡人、力士等人形燈,也有牛、羊、雁等動物形燈。有的附有燈罩及輸煙管,具有防風、環保作用。按功能可以分為座燈、行燈和吊燈,又有日常照明和祭祀專用之別。


東漢  胡人形銅吊燈 1974年湖南省長沙市收集 

通高29釐米,長28釐米 

       燈由盤、儲液箱、懸鏈三部分組成。燈盤錐體旁有很小的方形輸液口,當膏油積深至0.5釐米時,就會通過輸液口流入儲液箱。儲液箱作成一裸體銅人,捲髮、深目、高鼻,是當時少數民族的形象。人體中空,胸腹四肢均可儲存膏液。腰間束帶,臀部開有箱門,用以添加膏液,上裝反扣,可以啓閉。懸鏈三條,繫於兩肩和臀部。上有圓形蓋,蓋上立一鳳鳥,高冠開屏,作展翅欲飛狀。鳥上裝有鏈條和鈎,便於懸掛。造型新奇,構思巧妙,經濟實用,頗具匠心。

七人奏樂銅吊燈    1965年長沙五里牌1號墓出土。 

通高13.6釐米,燈盤口徑22釐米 

       圓形燈盤口稍斂,中有釺,腹外鼓,三蹄形足。盤口沿兩側圓管狀半圓形提樑,正中花形銅片上跪坐一人,雙手置於膝上,頭頂上伸出環紐與銅鏈相連,鏈端有一掛鈎;提樑外側由上向下有兩人吹奏長管狀樂器和兩隻鳳鳥,內側盤邊一側一人,一人奏琴,另一人所奏樂器不明,兩側有鏈相連着鑷子、鏟和長條形銅棒;與提樑相間的兩側各有一人,雙腳附於盤外邊,身向後傾,一人雙手呈拱形,另一人雙手置於腰部。吊燈可用來室內懸掛,使用相當方便。


西漢  銅燈   1963年長沙湯家嶺出土

西漢  銅行燈   1954年長沙陳家大山出土 

西漢  銅行燈   1965年長沙樹木嶺出土 

漢  杯形銅燈

香爐

       薰香用以殺毒、殺蟲、清潔衣被等,或祭祀以通神明。漢初流行豆形鏤空香爐,以茅草、辛夷等香料直接點燃,香氣馥郁,但煙火氣大。後因沉香、龍腦等香料傳入,形成了樹脂與本草的混合香,並受神仙思想的影響,開始流行博山爐,鏤空呈疊山形,雕有飛禽走獸雲氣,象徵煙霧繚繞的海上仙山,漢樂府詩云“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西漢   牛形“刺廟”銅燈   1949年出土於長沙桂花園。

通高50釐米,長40釐米,寬25釐米,燈盤外徑16.7釐米。

       此燈顏色淡綠,形象似牛,耳下垂,腿矮小,造型生動。兩角從背上兩側以圓管狀向上豎立,並折曲會合為一,向下擴大呈覆碗狀,作為“出煙管”。背中心有一圓洞,洞上置一帶把圓燈盤,盤中有錐體,盤邊緣設槽,用以放“擋風板”,防止被風吹熄。在點燈時,煙通過“煙管”,到達腹中,因而能保持室內清潔。腹右側還有“剌廟牛燈四禮樂長監治”10字銘文,説明此燈為主管禮樂的長官為長沙王宗廟監造的燈。

       值得注意的是此燈只有三足,後腿有凹槽,似蟾蜍。而其尾巴緊貼腹部,兩眼圓睜,還有伸出的牛角,又似牛的特徵。憨態可掬,安祥雍雅,兼具了寫實和抽象兩種藝術風格。

西漢  銅博山爐  1995年永州鷂子嶺出土 

通高28.6釐米,盤徑29釐米 

       薰香用具。斂口,鼓腹,腹部用鏤空和線條組成龍紋等圖案,柱作雙手叉腰的怪人站立於怪獸頭頂,好似人在擎着爐具。怪獸共有4個,尖嘴曲頸翹尾,把怪人襯托得更加神祕。有蓋,蓋頂捉手為孔雀,孔雀被視為“百鳥之王”,是最美麗的觀賞鳥,也是吉祥、善良、美麗、華貴的象徵。口邊與蓋邊有紐,用鏈相連,蓋上有山峯形突出和鏤空紋飾,山峯中有線刻的怪獸,爐內焚香時輕煙繚繞,山景朦朧、羣獸浮動,使人彷彿進入了神話傳説般的仙境。 


東漢  綠釉博山爐   1956年長沙電影學校出土


東漢  綠釉博山爐   1977年長沙漢墓出土

通高21.2釐米,口徑7.1釐米,盤徑21.6釐米

     這是一件仿青銅博山爐式樣而燒造的低温鉛釉陶博山爐,其用途為明器。低温鉛釉陶製品誕生於西漢,流行於東漢,以鉛為助溶劑,以鐵和銅礦物為着色劑,經過600至900度的温度,燒成醬、褐黃、淡黃、綠、黃綠等色。從低温鉛釉陶問世之日起,其功用一直未變,為陪葬器物。唐代厚葬之風盛行,低温鉛釉陶器也迎來了它的巔峯之作,即眾所周知、絢麗多姿的唐三彩。


東漢  褐釉博山爐   1976年長沙楊家山出土

西漢  “長沙王后”銅博山爐

西漢  銅鎏金龍紋博山爐

展廳局部

看得見的味道

           湖南發現的兩漢炊具模型多種多樣,從中可見經歷了從架燒到灶台的轉變,炊具則從鼎釜組合到甗釜組合。膳食講究精烹細制與調和五味。看着這些形制各異的炊具,彷彿能夠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原烹味道。 



鼎甗之炊

      漢初沿襲鼎、甗組合的烹飪模式,與南方飯稻羹魚的飲食結構相匹配。鼎,可直接受火煮食或熬羹;甗,用於蒸飯食,由早期的鼎(或鬲)、甑一體變為二者分離,使用更加靈便,且下的鼎(或鬲)變成了釜,藉助支架受火。

西漢   陶甗    長沙王后冢出土




東漢  鐵烓  1960年湘潭易家灣出土         東漢  白瓷鍪

西漢  陶鼎  1976年長沙樹木嶺出土

釜甗組合

       隨着灶台的出現,鼎喪失了炊具功能被釜取代。湖南地區的飲食習慣,直接影響了灶具的演變,灶台由單眼變為二眼、三眼,經適應釜、甗的組合。此外,文獻中稱“灸的燒烤,是”蒸煮外的補充烹飪法。




東漢  綠釉船形陶灶 1971年長沙地質局子弟學校出土

灶高13.2釐米,長34.9釐米,寬19釐米,附甑一件,高7釐米,口徑14.6釐米,底徑4.7釐米

    該陶灶呈船形,灶面上開有三個圓形灶眼,每個灶眼都有一個陶罐或陶釜坐於其上,灶一側開有方形灶門,另一側有圓形出煙孔,胎體淺紅色,灶面施綠釉,其上附着的陶罐和陶釜內外均施綠釉;隨灶還同出小陶甑一件,甑為折沿,沿上飾水波紋,深腹,平底,內底突起,佈滿圓孔,外底亦有10個稍大圓孔,胎體淺紅,通身施綠釉。整個陶灶釉色明亮,釉面光潔,胎釉結合較好,是該類器形中的精品。陶灶為隨葬明器,常出土於漢代墓葬中,造型模擬實物,製作一般較為粗糙,是研究漢代墓葬制度和飲食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這件器物造型特殊,綠釉保存完好更屬難得。

  陶灶常與陶井、陶倉等成組出現。最早見於關東秦墓,為漢以來主要明器之一。秦至西漢早期灶為立體長方形,灶面中間有一個大灶眼,上置甑、釜類炊具。灶前有門後設煙囱。西漢中期前後,灶前後出沿,大灶眼出現小釜,灶面邊沿刻劃有紋飾。西漢晚期,灶面增大,有兩個灶眼,並模印出各種食品及叉、鈎等炊事用具。東漢後,出現3-5個灶眼,灶身增大,前壁高出灶面,灶後煙囱作葫蘆形或亭形,裝飾複雜,有的灶面刻出一台條或兩條大魚,有的在灶門旁刻劃出人物、風扇等。東漢晚期出現衰落現象,灶面雖有1-4個灶眼,但原來的炊具變成了模印的紋飾,煙囱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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