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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2020-11-25  東泰山人
“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這無疑是人類最有意思的一個話題,我説的有意思不是指它本身,而是指我們對它的態度。像討論中午想吃什麼一樣討論性取向;像討論餐桌禮儀一樣討論性行為;像討論喜歡左手用筷子還是右手用筷子一樣討論性器官——你敢嗎?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有足夠的耐心去直觀性的本質,性被裹上了一層又一層的文化外殼,它的面目被修飾的面目全非。如果剖開這個文化外殼,你會發現性不過就是一種自然的生理活動,我們作為一個物種靠着性活動繁衍壯大。從這個角度講,性活動跟我們打噴嚏、吃飯、放屁、排泄好像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都是維持生存、發展物種的手段而已。性器官跟我們的鼻子、嘴、肛門等器官相比,也不應該有太特殊的地位——從職能上來講,它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但是有了文明之後,我們就像吃了禁果的亞當、夏娃一樣,突然意識到有些生活習慣雖然是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但卻是“不文明”的。既然不能廢除它們,那就用遮羞布掩蓋它,讓它在暗地裏進行,使它儘量少地出現在文明人的視野中(或者説,至少在我們扮演文明人的時刻,不要提起這些不雅的事情,以提醒我們仍然是動物這一尷尬的角色)。

“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文明人要不要談論性呢?當然要談論,不談論性,就説明還有一塊區域是文明沒有徵服的。為了消除掉這最後的恥辱,文明早就對性展開了所謂科學的研究,只是這研究總給人以大張旗鼓、虛張聲勢的感覺。而且研究來研究去,我們甚至都已經不太清楚他應該屬於哪個領域了,它既屬於生物學、心理學,又屬於社會學、政治學甚至法學、倫理學。

這一方面體現出性話題的複雜性和多維性,另一方面體現出科學研究方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尷尬處境。不過相比於以前的避而不談,我們現在至少已經開始談論它了,但是我還是不滿意。一件事情真正被談論不應該是作為學術研究對象被談論,那是“研究”不是談論,研究是把對象放在試驗枱上,去圍觀,去指點,然後把它放回培養皿。而真正的談論應該是在日常語言中給他一個位置,讓它進入我們的生活世界。我們不是在圍觀它,而是在用語言將它整合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它跟我們的衣、食、住、行一樣成為生活中的一員,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提到它,而不用過分顧及周圍的環境。

不管是什麼事物,在我們給它一個尋常眼光之前,再精確的研究都是含糊其辭、避重就輕。

但是,“性”這個話題缺乏的恰恰是這種“尋常”態度,要麼諱莫如深,避而不談;要麼吊兒郎當,戲謔調侃;要麼一本正經、嚴肅探討——總之,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學會像談論一個尋常之物一樣去注視性、談論性,總是在閃爍其詞。

我們把這種對生殖器與性活動的曖昧態度稱為“生殖器謬誤”。

在這樣謬誤前提下,我們很難期望關於它有一套健康的倫理與法律規範。

可以舉一些極淺顯的例子來説明,關於性的一些荒謬態度。

“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一、性取向

中國的記載不是很明瞭,但在古希臘,我們可以確信,城邦的公民們都有非常自由、多元的性取向,有條件的男性公民既可以娶妻生子,同時也可以選擇一名少年做自己的伴侶。對這位少年而言,這個男子既是人生導師,也是情人,它們的關係是受到社會認可和容許的。

同性戀在希臘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寬容——它被理解為一種行為、一種傾向,而不是一個羣體、一個標籤。在古希臘人看來,就像有人喜歡吃酸的、有人喜歡吃辣的一樣,性取向也只是一種個人傾向而已,完全沒有必要為此大驚小怪,其中並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之分,它們也更不會想到要因此而懲罰誰。

但是隨着文明的更深入發展,道德觀念和公共輿論將權力的觸角延伸到私生活的每個領域,性生活開始被管制,管制的第一步就是對性取向劃出所謂合法與非法的界限,將其變成政治管制的陣地。

直到現在,在很多人眼裏,同性戀或者是邪惡的,或者是病態的——要麼將其看作道德污點,要麼將其看作生理倒錯——總之,同性戀是一個不該出現的東西,一定是哪裏出了錯才會出現的怪胎。我們要麼譴責它,要麼矯正它,因為它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正因為它是以“不合理”的姿態出現在這樣一個理性世界,所以我們產生了一系列的歧視態度。

“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性學研究越來越表明,每個人都有雙性戀的傾向,只是一部分人對異性的取向更明顯,一部分人對同性的取向更明顯,而還有一部分人對兩種性別都懷有相同的熱情。從這個角度來講,異性戀、雙性戀和同性戀在性取向光譜上只有度的區別。就像我們無法將具體多少粒米定義為“一堆”一樣,誰也沒有足夠的權威將某些人定義為“同性戀”。

但事實卻是,為了更好地攻擊同性戀,我們已經將其做成一個帽子扣在某些人頭上,而且再也摘不下來。同性戀由一種先天的、或隱或顯的傾向,變成了一羣人固有的惡劣屬性。

更重要的是,這會使我們忽視一點:只有當他們行使性行為時,他們“同性戀”的帽子才有意義。但是這些人並不只有性生活,他們有自己的職業、愛好、公民權等等,但他們無論多麼認真生活,我們還是隻用這一“特殊”的性取向來定義他們。這是對這些人作為多樣性生存者的粗暴否定,這就是一種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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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慰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只有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才是有意義的、也就是合法的性行為,除此之外都是不堪啓齒的。實施自慰行為相當於承認和放縱自己的性慾,不僅向慾望投降,被慾望俘虜,而且以這樣一種見不得人的方式去遷就慾望,這是一種猥瑣的行為,一種噁心而危險的行為。

我至今還記得曾有一個15歲的大男孩,對我聲淚俱下的“懺悔”:他剛剛無師自通地學會了自慰,覺得非常舒服,他很喜歡“做那件事”,但是心中的恐懼和焦慮卻還是日重一日。他覺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樣了,和身邊的同學不一樣了——他學會了一件邪惡的事情,這件邪惡的事情也使他變得不再單純,這甚至成為他告別少年階段的分水嶺——那個純真的少年再也回不去了——他變“髒”了。

餓了要吃飯,渴了要喝水。我們很輕易地會原諒一個飢餓的人狼吞虎嚥的不雅,甚至會覺得一個汗流浹背的人牛飲的樣子看着很爽。自慰難道不是對先天慾望的一種排解嗎?為什麼會在自慰的同時會心懷愧疚甚至悔恨呢?

自慰行為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他人,我們的愧疚是針對誰的呢?

針對自己?是擔心自己“精盡人亡”嗎?科學研究早就表明,科學的自慰不僅不會損傷身體,而且會幫助我們放鬆身心。李銀河有句話説的好:“如果説自慰會引起什麼精神損害的話,那也是由於社會對自慰的嚴厲壓制和譴責所引發的內心衝突和恐懼。”

就算自慰真的有害健康,在我看來這也是一件私事,只是一個關乎健康而非道德的私事。我們可以關切地勸説當事人,但斷無指責他的權利。自慰的人也不應該有愧疚的感覺,就算有也不應該是道德層面的愧疚,而只應該是宣稱減肥的女生忍不住吃了一塊蛋糕的那種愧疚。

“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説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人,小時候學校裏有一個非常儒雅的老師,談吐不凡,舉止高雅,是學校的年級主任,班裏的男生女生都很喜歡這個老師。但是很快我們便從高年級學生那裏打聽到一則軼事:他曾經在另一所更大的學校官至副校長,年輕有為,前途光明,但是有一天同事去宿舍找他玩(以前的學校,教師宿舍就在校內),發現門沒關嚴,推門撞見他在宿舍裏看黃色錄像自慰。從此他就被冠以“流氓”的稱號,官職一降再降,單位換了一個又一個,再無前途可言。

我現在還能回憶起,這位老師在我們心裏的形象是如何崩塌的:他不再是一個謙謙君子,而是一個道貌岸然的流氓、一個淫棍,一個危險的、猥瑣的人物。他越是温文爾雅,我們越是嫌惡他、甚至害怕他。我當時的想法是:這麼危險的一個人物,為什麼還讓他留在學校呢?為什麼不抓起來呢?

現在我當然知道,應該懲罰的不是他,而是那個不打招呼推門而入的同事。慚愧之餘,我想的問題是:為什麼他會有如此的境遇?

自慰的人並沒有傷害任何人,我們為什麼要嫌惡他?他只是做了一件幾乎每個人都會做的事情,只是在做的時候被發現了而已。於是他就不得不承受鄙夷的眼神,被冠以流氓的稱號。

與上面對同性戀的暴政一樣,對自慰行為和自慰者的態度也是一種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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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婚前性行為

性當然會涉及到生育,但畢竟這二者是兩碼事,可仍然有很多人將它們混為一談。

生育雖然是兩個人性活動的結果,可是一旦孩子出生,就會涉及到很多公共的家族問題、社會問題,這就又不是兩個人的事了。初生的孩子要想得到社會的認可,獲得其存在於世的合法性,首先其父母的性活動必須具有合法性,而性活動的合法性又來自於婚姻。

於是婚前性行為就受到了阻擊。

婚姻就是一場儀式,通過這場儀式,特定兩個人的性活動獲得了合法地位,他們性活動的產物——孩子,自然也將獲得認可。甚至直到現在,婚姻也起到這個門檻的作用,未婚少女和少男在門外,與其説他們從屬於社會,不如説他們從屬於各自的家庭,他們受到家庭的庇護和遮掩,社會並沒有給他們肩頭放太多的責任和負擔。要想真正成為一個社會人,深刻而全面地參與社會生活,你就必須結婚,作為另一個家庭的主人去接受社會的清查、管理與其賦予你的期待與責任。戀人是私人關係,而夫妻是公共關係。它們的不同並不體現在二人的感情上,而體現在社會角色上。而這一切都始於婚姻——婚姻是每個社會正式成員的加冕禮。

“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正如上述所説,其錯誤之處正在於:我們將性活動與生育混為一談了。

在古代社會,人們並不清楚生育的奧祕,搞不清怎樣才能成功受孕,怎樣才能不受孕,所以混為一談可以理解。但是隨着生理知識的增長和避孕技術的提高,我們早已能做到只享受性快感而不懷孕,如果還對婚前性行為大加討伐,就顯得很不合時宜了。

其實,正如自慰一樣,只要性活動沒有妨礙或者傷害到其他人,那麼誰也沒有權利去説三道四、指指點點。羅素就曾經大膽提出婚前性行為不僅不應禁止,而且應當鼓勵——“就像買房子前要先看房一樣”。

雖然性器官作為身體的一部分,是每個人的所有物,我們似乎理所當然地掌握對它們的支配權。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社會早就規定好了它的使用範圍、使用方式甚至使用場景、使用頻次。

這是為什麼呢?

是擔心性活動會妨礙別人嗎?這個理由太牽強,因為有很多是沒有妨礙別人的。是擔心會攪亂社會秩序嗎?誰也無法拿出確切的證據表明婚前性行為、自慰或同性戀能在多大程度上浮動人心,有多大可能導致社會萬劫不復。

性自由當然會和很多衞生、健康和遺腹子的問題相關,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它所解決的那些問題。

其實只要有稍微理性的思考,你會發現,對傳統性道德的固守在現在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以前囿於知識的侷限,我們必須以道德來規範我們的行為,以確保健康和秩序,但是現在,我們通過技術同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現代生活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倫理原則就是“自由”。而“性政治”作為身體政治中的重要一類,就是要將性納入政治和法律的規範內,納入到社會的品評中。這其實是與自由的原則相違背的——性政治正在面臨自身合法性的問題,面臨它與自由的緊張關係的問題。

“性”:既不崇高,也不卑下

其實自由的性態度很簡單,我們在上面也反覆提到:

作為一種身體行動,性活動當然應該受到規範和管理,但是應該將管理限制在最低的、僅僅是必要的限度,這個限度就是隻要經過當事人同意、不直接損害他人的利益、不為社會增添負擔(比如懷孕),就不該受到干涉,哪怕是譴責也不行。

有人會説,同性戀當然損害我的利益了,它污染了我的眼睛、破壞了我對人類未來的美好向往。

先不説這類理由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和自以為是,人類歷史中墮入專制與獨裁的階段,無一不是從這些理由為起點的。

況且“危害社會風俗”、“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這類藉口,本身就包含了一個先入為主的意見,那就是“這件事是錯的”。但是請注意,我們現在探討的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個人權利的問題,這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個領域。吸煙或許是錯的,但這是人家的權利,只要一個成年人願意吸煙並能夠在正確場景下吸煙,旁人是無權置喙的。

甚至於,我們不僅不應該以自己的好惡為少數性活動編排欲加之罪,而且倒應該反過來追查那些所謂的義正詞嚴的討伐者,以問他們個“妨礙隱私”的罪名。

注:本文插圖作者為加拿大著名詩人兼畫家Alex Colville(譯名科爾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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